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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马观点:从凝视走向对话的旅游规划设计
            2020-10-09 13:39:40
            编者按:
                  当前旅游规划设计在实践过程中,受旅游凝视理论和园林景观设计理念的双重影响,形成了旅游凝视下以功能为主导的规划设计方式。而现代旅游的发展趋势则表明,在旅游凝视作用下的凝视型旅游规划设计已不能满足现代旅游发展的需求。本文将从“对话”出发,将文学领域的对话理念引入到旅游规划设计中,力图探寻出适应于现代旅游和全域旅游发展的旅游规划设计理念。

                  研究旅游规划设计的发展,首先要从旅游规划设计的理论源头进行探讨。建立在旅游凝视(tourism gaze)理论基础上的现代旅游是现代旅游规划的前存在。而园林景观设计理念的丰富则引导了现代旅游规划体系的产生。《旅游规划通则》及其实施细则的颁布为旅游规划制订提供了切实依据。就现行旅游规划设计理论的研究来看,无论是俞孔坚基于城市规划所提出的“反规划”理论,还是刘滨谊提出的“旅游”、“景观”和“生态”的旅游规划“三元论”,亦或是吴人韦提出的旅游规划的“4P”整合模型,均是在凝视基础上提出的旅游地的规划设计思路,并未完整地涵盖旅游规划设计应包含的内容。

                  笔者认为,旅游规划不仅是单纯地对旅游地进行规划设计,还包括了对旅游者与东道主的需求的回应。这意味着,旅游规划需要解决的并非只是对旅游地在景观和功能上的设计与解读,还需要深入地参与到旅游地、旅游者和东道主的相互作用与共同发展中,实现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满足和东道主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笔者提出,采用以“对话”理念为指导的旅游规划设计路径,系统地把旅游地、旅游者与旅游东道主纳入到旅游规划的对象中。

            一、凝视型规划设计理念的形成

            (一)旅游凝视理论的建立

                  凝视(gaze),一般指长时间、全神贯注地看,通常又可与“注视”、“审视”等词语通用。汉语语境下的“凝视”一词仅是对客观发生的视觉行为进行描述,而不对感情等其他方面进行多余的表达。而拉康(Jacques·Lacan)和福柯(Michel·Foucault)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从哲学语境出发,对凝视完成了主客关系的构建和说明。英国社会学家厄里(John·Urry)则更进一步,将福柯的“医学凝视(medical gaze)”理论引入到旅游研究的范畴中,构建出现代观光旅游的理论基础——“旅游凝视”理论。

                  旅游凝视(tourism gaze),建立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客体关系之上,同时也具备了旅游这一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特征,而视觉的冲击则是旅游凝视产生的核心要素。在厄里看来,旅游凝视首先是为旅游者带来了对旅游对象的感知与体验,同时,旅游凝视的过程也包含了旅游对象对旅游者思想行为的引导与调节。这样的一种双向互动的产生在于旅游地对旅游者造成的视觉冲击之上。只有具备较好景观条件的地域,才能使其成为吸引游人来此休憩的旅游地。但需要提出的在于,旅游地一旦脱离了旅游者便无法被称之为旅游地,而仅仅是一个具备异样景观的自然地域。因此,就旅游凝视理论而言,旅游地的建立不仅能满足人们的休憩与审美需求,同时也要完成旅游者与旅游地之间凝视关系的实现。

            (二)景观设计理念的引入

                  景观设计(landscape design),来源于对少数园林进行营造与布景的行为。就西方园林而言,通常是一块占有较大自然面积的地域,由土地所有者将周边优越的自然景观囊括,成为其私人所有的领地,再对其中的景观进行修复或情景点缀,使之形成以自然原生风光为主的园林格局;而东方园林则是宅院所有者,将其私人拥有的花园通过树植栽培、盆景点缀和假山曲水移入,将自然的景观微缩到一个相比于自然较小的空间中,实现自然物的小比例还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的文化精髓。无论是西方园林还是东方园林,其园林的设计皆是为满足园林所有者及其同属阶层的审美需求。

                  在大众旅游时代到来之前,旅游与观光仅仅是作为较富裕阶层的消遣。对自然景观的审美话语权被上流社会所把持,旅游功能的赋予也来自于上层社会的消遣需求。例如:位于西安临潼的华清宫,作为唐代皇家行宫,在自然视野上选择了背靠骊山,面向渭河的临潼平原,将关中地理形胜尽收眼底。在建筑的设计上,除了采用皇家宫殿的专用设计,在内部功能构建上主要围绕皇室成员享用温泉进行内部建设。

                  英国学者唐纳德(Christopher·Tunnard)早在其1938年的著作《现代景观中的园林》中便提出景观设计所需达到的三个方面,即是:功能的(functional)、移情的(empathic)和艺术的(artistic)。在唐纳德看来,功能主义在规划与景观设计中的运用能够将景观从人们的浪漫主义臆想中脱离出来。通过功能化的设计,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休憩与娱乐的需求。就移情而言,唐纳德从日本园林中吸取灵感,从而提出通过在园林中的均衡构图手段,从没有情感的事务中提取出园林的精神所在。而艺术层面的探讨,唐纳德认为在园林的设计中,通过景观形态的塑造、建筑平面的展开、整体色彩的布施和施工材料的遴选四个方面来完成对园林的艺术设计。唐纳德在柯布西耶(Le·Corbusier)等建筑师的实践基础上,从建筑功能对人的需求满足这一层面,得出了“功能是现代主义景观最基本的考虑”这一结论。因此,笔者认为,唐纳德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功能化景观设计的理念。

            (三)凝视规划设计的出现

                  基于厄里的旅游凝视理论和唐纳德的功能化设计理念,现代旅游规划形成了以满足旅游功能为导向的视觉型规划设计理念。对旅游规划者而言,结合旅游凝视理论和景观设计的功能性,在其进行旅游规划和设计的过程中,通过对规划对象的凝视和功能性思考,依靠规划人员自身对规划对象的认知和判断,形成了规划者对旅游地在功能视角下的凝视。吴茂英在其《旅游凝视:评述与展望》一文中将其称之为“专家凝视”。

                  在具体实践当中,规划设计者从厄里旅游凝视理论在视觉本质上的宏观描述出发,借由以我为主的视角对其需要规划设计的旅游地进行审视和把握,通过对单一或多个景观在外围进行高强度的视觉形象设计和功能规划,完成了对旅游地的表达与描述。例如:规划者们希望通过对旅游地的空间和环境营造施加影响,以“视觉效果”和“功能体验”对旅游地的发展进行引导,实现了对旅游地的人为干预与筛选,完成了对旅游地的有意布置。笔者将此种在专家凝视主导下的旅游规划设计方式称为“凝视型旅游规划设计”。

            (四)凝视规划设计的弊端

                  就当前国内的旅游规划制定而言,依托《旅游规划通则》及其实施细则,旅游规划在现阶段依旧以建在凝视基础之上的功能性规划为思路主导。笔者认为,以满足旅游功能为导向的视觉型旅游规划设计在大众观光时代具有重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现有旅游规划设计的理念在当前个性旅游与休闲旅游发展的趋势下,已出现可调整与改变的空间。

                  落实到旅游规划的角度来谈,凝视规划设计的凝视来源是规划者自身。在通常情况下,规划者以设问的方式对旅游者与东道主的审美视角进行假想型凝视。而假想型凝视的成功与否,建立在旅游规划者自身的审美情趣之上。对旅游者和东道主审美的自问自答,在规划设计的成果便是马康纳(Mac Cannell)笔下“舞台化的真实”。需要指出的是,旅游规划者在假想旅游者凝视的同时,便已经带入了一个前提,即是:旅游者想/需要看到/体会到这样的景观。

                  因此,笔者认为,在设计者层面,通过传统的凝视视角进行旅游功能规划面临着思维固态的风险,且对于后期规划的深入实施具备深远的影响。如若前期规划已对规划的凝视视角进行了较大地限制,在后期对既有规划的实施进行调整时,将会付出更高成本。

            二、对话型规划设计思想的提出

            (一)情景对话概念的来源

                  对话(dialogue),常代指两人或两人以上之间的谈话,通常又可与“会话”、“会谈”等词语通用。对话的英文单词来自于希腊语中的δ?αλεγω一词。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意思是“讨论”。其在本质上区别于两者交流过程中的长篇幅“独白”,更侧重于对一人一句相互交接地对话进行表达与描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对话并不能单纯地以“语言”来作为判断的标准,而应以是否完成了表达与描述进行划分。

                  对话的建立来源于某一个特殊的话题。话题的展开必然有着情景的介入。就情景的构成来看,分为了主观意义上的“情”和客观世界中的“景”两大要素。在“景”的作用下,人们对景的感受和认知,会促使人们抒发个人的情愫,调整自身的心境。而“景”观在被人感受的同时,受人所具备的“情”的影响,也被赋予了具有人格特征的意义。正如前苏联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Bakhtin)所说,没有使对话的参与者产生变化的交谈不能称之为对话。因此,我们通常也将对话理解为情景对话(situational dialogue)。

            (二)对话设计内涵的表述

                  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Buber)认为,具有真实性的对话交流应当建立在人追寻自我价值的途中。而追寻人的自我价值恰好与人们对旅游的期望不谋而合。原有的视觉冲击对人思想情感的影响已不足以满足于人们的需求,在旅游的过程中更有深度的体验行为,才能让人们对其自身价值观、情感与思维模式的回顾与反思。

                  郝琳在《未来的传统——成都远洋太古里的都市与建筑设计》一文中提出,设计的关键方法,在于从社会互动、经济活力和环境共创的综合角度,赋予故事与脉络,创造真实的情景,重组市区价值,共创分享与串联,让不同界别的人交流和合作,让创意可以在一个有故事、有情感和快乐的都市社区中发生。从设计的角度来看,除去既有的对设计对象的凝视之外,依旧有事实上的对话存在,这样的对话是交互的、跨界的。

                  站在旅游规划设计的角度,我们可以对旅游规划设计的对话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区分。所谓狭义的对话设计,就是在旅游地的情景下通过设计者与旅游地产生视觉上的交互,在心理层面进行感知的过程。狭义的设计对话仅为设计者与旅游地之间的语言性、肢体性和精神性的交往。而广义的设计对话,则是设计者与旅游地、东道主和游客超越时间、空间和方式的限制所进行的意义上交流和表达。它不仅包含了最传统和最基本的设计,也囊括了人和人之间最平等的情感倾诉和客观的文化表达。

                  因此,旅游地的对话设计,是建立在规划者本身与旅游地产生对话的基础上,通过同东道主和游客在语言上和思想上进行对话与交流所形成的具备跨界感知与交互的设计。

            (三)对话设计理念的应用

                  旅游的发展,必然涉及到其发展驱动的可持续性问题。景观的构成、大众的参与历史的洗练在旅游设计的过程中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参考对象。然而从旅游规划与设计的层面来看,高品质的旅游资源反倒不是决定一个规划是否出彩的根本条件。旅游的设计同城市规划设计相似,在空间的塑造上,需要以开放性和公共性作为支撑,通过采用更能对文化进行直接表达的对话理念,引入到规划设计中,可赋予旅游规划以文化多元的特质,构建出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发展蓝图。

                  从具体案例来看,郝琳教授领导的设计团队在对成都远洋太古里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并非是借由传统的凝视视角对区域进行块状划分,而是深入地与成都市民就大慈寺片区的历史因素和社会传统进行交流,了解当地文化与社会在场景设计过程中所欲要满足的需求。将设计对象的现存条件、人们的需求和创意性的理念进行融合与再生,构建出了城市中心的共享空间。就远洋太古里项目而言,其建筑风格在引入原生川西建筑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简化,实现了对大慈寺片区历史的回顾;其业态植入在整合春熙路商业街与IFS金融中心的基础上进行融入与再造,完成了对街区氛围的重塑;其空间节奏在保持商圈特点的基础上突出了成都休闲之都的城市形象,满足了人群对新派街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

                  因此,笔者认为,对话设计理念的根本目标与原则在于营造出人所共享的高品质和友好的空间。回归到旅游规划设计的层面,运用对话设计突破传统建制的功能思维,便于直接将规划设计的思想落实到旅游地的本身以调试旅游地的氛围、丰富旅游地的文化表现和满足旅游者的休闲需求。

            三、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的建立

            (一)对话型规划设计提出的必然

                  任何一个旅游规划从凝视的角度都不可能对旅游地所具有的所有资源、空间和景观进行全方位的认知。这源于凝视在视觉表现上的浅层性。而对话作为一种可以实现深度跨界交互的交流方式,可以极大地延展旅游语境的外延,并对范围内的事物进行旅游的塑造。英国文学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曾说:谈论天气是拯救无聊的英国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并非是说明英国人的对话除了天气便没有了其他的话题,而仅仅是描述了英国人对话开始的方式。对话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其走向和内容的不可把控,也许上一秒他们仍在抱怨着英伦三岛糟糕的雨季,而下一刻这些风度翩翩的绅士们便开始从西装穿着谈论到他们所喜爱的足球明星和加泰罗尼亚温暖的阳光。

                  在旅游规划的设计与实施中,将对话的延展性特征进行运用,我们便可以发现,值得规划者进行深入探讨和设计的景观远比现有规划文本中所呈现的更多。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景观并不仅仅是可供人进行视觉欣赏的自然物与建造物,还包括旅游地能被其他感官所体验的客观存在,诸如:动听的当地民歌、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和独具特色的传统习俗。

                  就旅游者的需求而言,笔者认为,视觉冲击下的凝视对旅游者固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旅游过程中,如果只有视觉感受与功能化的休闲得到满足,那么旅游者就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旅游地、理解他们日常生活之外的异质文化。对旅游者而言,在舞台情景之下的观光旅游经历只是强化了固有的偏见,验证了先前对旅游地的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想象,甚至加深对别样生活与异质文明的误解。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旅游作为跨文化交际重要渠道的初衷和。对旅游者来说,更进一步的体验与感受,才能实现其旅游的目的与价值。

                  从旅游地东道主的角度分析,在传统凝视旅游的途径下,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关系在文化语境中的体现可被归纳为“冲击—反应”的体系,这一体系来自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汉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费正清等人认为,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动力并非来自于中国所具有的稳定性社会结构,而在于西方工业文明对于东方社会的全方位冲击。回归到旅游研究的语境下,游客带来的外来文化对旅游地的原生性形成了事实上的侵蚀,这与费正清等人对中国的现代化起源探讨的观点不谋而合。而对话型的旅游规划设计需要解决的也正是这种旅游地的原生性。东道主渴求自己的文化在适应于现代的发展基础上得以保留和延续,如若仅仅是以凝视的视角来对东道主的文化所有进行规划设计,便会使得东道主生活的原生性被逐渐消解。例如:西江千户苗寨为接待旅游团队,不仅把苗族传统的牯藏节提前举行、还将原应一次性宰杀的牲牛留下一头等游客到达后现场宰杀。

                  综上,笔者认为,在观光旅游热度逐渐消减、全域旅游与全民休闲时代业已到来的背景下,无论是从旅游地开发的全局来看,还是从旅游者的深层需求和东道主的文化诉求来看,将对话型的规划设计理念引入到旅游规划的制订中,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时机和条件。

            (二)对话型规划设计实施的路径

                  旅游规划作为指引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式,可以被称之为旅游地进行开发的前提。从旅游的全局来看,旅游规划是旅游活动开展的推进方式,是对区域旅游资源的表达与说服,是对地区旅游发展的寻问和答疑。因此,判断一个旅游规划设计的方案是否成功的标准就在于,规划者在规划方案中能否准确地对区域旅游资源进行有效的表达,并对旅游发展的方式有着准确而客观的说服。在更高层面上来看,规划者还应在旅游规划的制订中充分体现出规划者对旅游地未来发展前景的寻问与解答。

                  笔者在前文提到,当前旅游规划的制订是建立在规划者的对旅游者和东道主凝视进行假想的基础上。因此,对话型规划设计理念在旅游规划中的体现并非是从凝视出发,而是规划者与旅游地、旅游者、东道主这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从语言到思想的多元跨界交流的结果出发。因此,就对话型规划设计的实施路径来看,也应从旅游地、游客和东道主三方面入手。

                  首先,就旅游地这一方面来看,旅游地作为旅游发展的承载实体,在旅游规划的制订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并不存在脱离旅游地而制订的旅游规划。因此,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首先依然要对旅游地进行深入地了解与探索。这样的探索不仅仅是对旅游地的旅游资源进行探索,还包括对旅游地的整体氛围,空间节奏进行深入分析。在实际的操作上,可借助一些经典的“修辞手法”,将其纳入到规划设计中进行应用,通过场景对照、情景孤立、氛围借喻和节奏变幻等方式,将旅游地所蕴含的意义以实体设计成果进行表现,将旅游地中的环境、物体包含进实体空间之中,让旅游者和东道主都纳入到旅游地场景对话这一充满着对话性的关系网络内,让旅游地成为一个可提供对话的场景,使旅游地真正参与到旅游的对话中。

                  其次,从旅游者这一角度分析,旅游者作为旅游发展的活力驱动,在旅游规划的制定中是对象主体之一。不把旅游者纳入到旅游规划之中的规划不能说是一次成功的规划。因此,在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的同时,规划者要摒弃对游客观景需求的假想。而需要真正走入到旅游者的群体中,去了解旅游者的需求。对旅游者而言,浪漫情愫的蔓延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成为了其旅游活动的起源和目的。浪漫情愫起源和自我意识表现的多样性让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对旅游地施加了不同的影响。而旅游地作为旅游者休憩空间和审美情趣的提供者则承担了旅游者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因此,在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的实践中,旅游规划设计者应当着重去分析旅游者在审美、休闲与思想上的深层需求。

                  最后,从东道主的立场来审视,东道主作为旅游发展的连接纽带,在旅游规划的制定中是规划的承受主体。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旅游承载了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那么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是否存在着文化之间的支配与排斥?在笔者看来,凝视型旅游规划设计往往是以游客的视野为主,让东道主适应于旅游者的需求而做出自身的改变。具体来说,规划者在规划中让东道主将自己所具备的传统技艺通过商业化和表演化的方式,在旅游的场景空间中进行实体演绎,从而达到吸引旅游者的产生经济价值的目的。这便出现了前文所提到的西江千户苗寨的案例。而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则更强调对东道主的引导而非改造。规划者在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之中,通过与东道主进行交流,了解东道主的直接需求和深层需求。在旅游的情景下,东道主最直接的需求是希望通过旅游来增加其收入,并让其社会生活价值得以延续甚至传播。因此,在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之下,规划者需要创建的是一个旅游场境地下的旅游氛围,构建出旅游地中游客与东道主进行平等感情和思想交流的平台。正如游人对云南建水古城宁静氛围的青睐,产生青睐的其根源正是游客与建水、与建水人、与建水文化的对话产生了对这一区域的深刻认知与氛围认同。在传统家族文化的熏陶下,游客通过对古城中朱家大院和团山民居的游览,近距离与建水的生活方式产生直接对话,萌发对古城如家一般的依恋。部分远道而来的游客,因其对建水的喜爱和对当地文化的认同,便在建水长期驻足,开设客栈、商铺等,成为了新的东道主。也正是由于建水传统文化所受的细致保护,才使建水古城在历经一千年的守望之后,走进了人们的视线,成为了“一家人的建水”。

                  综上,区别于传统凝视型旅游规划设计,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的实施将会紧紧围绕旅游地、游客和东道主三个方面来展开,将旅游地中的文化底色和氛围要素纳入到旅游规划中,让游客和东道主在事实上存在的社会、文化与情感的交流得以体现。

            (三)对话型规划设计未来的发展

                  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Paul·Ricoeur)在其著作《历史与真理》中写到,只有当一个鲜活的文化既忠实于其本源,又准备就之于艺术、文学、哲学和精神层面的创造的时候,才能实现与其他文化的接触。正如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理念所倡导的一样,让旅游规划忠实于旅游的要素,并不断地扩大旅游的外延,让旅游规划与美学和社会层面发生交互,赋予旅游规划以更多的角度和更宽的广度。

                  从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的发展来看,针对旅游地、游客、东道主的多种需求,既可以在《旅游规划通则》及其实施细则的统领下制订出旅游发展的总体规划,同时也可以就规划对象所呈现的不同问题,制定出以旅游地、游客和东道主为核心的专项规划。例如,制订A级景区提升规划,在既有的功能性规划的基础上,通过围绕游客体验和东道主的需求,制定出既符合国家A级景区打造标准又符合旅游规划通则要求的补充规划。让旅游规划的对话成果成为指导旅游发展的重要参考。亦或是在《旅游规划通则》及其实施细则的范围内,制定“旅游地游客体验提升规划”或“旅游地社群参与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以应对在先前的凝视型旅游规划中并未解决的实际问题。

                  从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的文化意义来说,对话型规划相比于凝视型旅游规划,更能够将旅游所蕴含的文化内在进行更丰富与多元的表达。只有通过对话的方式,人们才能够正确地认识差异的存在。而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的初衷和目的,是让规划在指引旅游发展之余,还能尽可能地实现旅游地、游客和东道主在精神上的相遇。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的思想的应用,有利于消除旅游规划对于旅游地发展的程式化解答、有利于提高规划者对游客旅行需求认知,让旅游规划能够做到对旅游地和旅游参与者的人文关怀。

                  从对话型旅游规划的后续研究来展望,还可以从如何在规划中体现出东道主与旅游者之间的文化关系与旅游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包括如何创造东道主与旅游者对话的空间,打造东道主与旅游者对话的情景平台,营造东道主与旅游者进行对话的实体场所,促进旅游地文化在社会中的传承、创新和传播等。这些问题从提出到研究到最后的解决,将使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在学理上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对未来旅游规划设计方案的制订提供强大支撑。

            五、结论

                  厄里的旅游凝视理论构建出了现代观光旅游的发展基础和凝视型旅游规划设计的构建体系。但伴随着观光旅游热度的消退和全域旅游、个性旅游的逐步升温,新型旅游规划设计理念亟待提出。笔者从对话角度提出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的理念,有助于解决现行凝视型旅游规划设计体系在实践中千篇一面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对话型旅游规划设计理念的提出,将会让旅游规划重新回归到旅游的本质中,解决旅游发展过程中三大主要要素——旅游地、旅游者和东道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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